狱中报告指出：“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冉益智总喜欢大谈自己的“性交艺术”，狱中同志分析：“在男女问题上，他又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

叛徒涂孝文叛变后关在狱中，报告记录他在狱中的情况：“写过自白书，表示愿当老百姓，后在杨家山‘优待’，不愿参加军统，但亦未正式拒绝，实际上是在等待，他说：‘日子越来越近了’，以后出去‘发展个人主义，狂嫖三年’。”

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经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骨子里面耍两面派，这是冉益智做人做事的原则。口和心的分离，养成领导干部说假话、说套话，而且越是大话，越能够满足当领导的虚荣。

李文祥能够坚守刑罚的折磨，却过不了家庭关，为了保自己妻子出狱，坚持要参加特务工作，叛变后却遭到自己妻子的唾弃！

叛徒骆隽文是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一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认为“……革命快要胜利了，今后该多么称心如意啊！廿几岁就当地委（书记），三十几岁，不当省委（书记）吗……”功利色彩让他苟且偷生。

徐远举是红岩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反面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战犯先在重庆关押，后在秦城监狱改造。在改造期间写过大量关于红岩的材料。其中，他在《血手染红岩》一文中对叛徒的记载有：……主要是叛徒经不住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有少数不堪特务的威吓利诱，有的叛变了，有的投降了。叛变的主要有刘国定、冉益智、骆安靖、李文祥、李忠良、涂孝文、陈为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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