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首先记录了狱中同志从党的建设方面总结经验和对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下级党员的反应（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领导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具体表现在：首先，对1948年形势的判断上，地下党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胜利充满喜悦，对重庆仍然有国民党强大的势力“估计不足”，对革命形势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过于乐观”。当上级党组织要求重庆地下党“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时，地下党的领导干部认为“革命成功最多三个月的时间”，不顾重庆仍然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强大力量的现实，要求发动游击战争，公开旗号，四处征兵，迅速发展党组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结果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兵力的围剿，遭致连续失败。当时，有地下党员质疑“为什么革命会只有三个月就马上成功”，却被批评为保守，当有地下党员反映在农村发展党员速度过快、“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时，却被指责为看不见革命的形势是“干柴烈火”。

其次，针对重庆地下党组织机构的情况，上海局党委曾经几次托人带信和打招呼，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但是，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却不以为然，刘国定公开说：“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冉益智说：“学习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下面动起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不注重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不严于律己，不以身作则，就如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了出来。”由此，党内的批评、自我批评机制完全被破坏，“每次会面，不能谈任何问题，稍有意见不合就吵起来”。

再次，由于领导干部不注重学习，思想上放任自流，导致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报告中指出叛徒李忠良：“由于政策、思想水平的放松，……希望下乡镀金，……往乡下跑来跑去，确实够积极，因此颇被赏识，但一被围攻，便开小差跑了”……他被捕以后立即叛变，在狱中他说：“我才二十岁，关上十年八年，怎么结得了婚？”报告总结说：“批准李入党，让他知道太多的东西，而在思想上没有深入地了解他的本质，也没有加以教育，这在组织上，领导人是该检讨的。”

图为红岩英烈遗像：上排左起：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红岩》中齐晓轩的原型），杨虎城；下排左起：蔡梦慰，古承铄，李承林，王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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