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为成功破解“赶考”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为向执政党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准备，使我党实现了全面执政，建立了新中国，并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赶考”路上交出了一份有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这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了很好地历史性经验。

经验之一：坚持人民至上。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在革命即将成功，新的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毛泽东依然坚持人民群众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认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认识从根本上解决了共产党人“赶考”中为谁执政和靠谁执政的思想问题。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报告中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专门做了阐述，他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我们党要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明确的以人民主体的执政理念，为“进京赶考”时为谁执政指明了方向。

经验之二：坚持不断学习。在政党历史地位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执政党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面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觉悟水平、进取精神、创造能力等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多数干部知识单一，缺乏取得全国胜利后，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所必需具备的知识及经验。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适时地提出和探索培养既懂打仗又懂经济建设、管理城市等综合多能型干部。为提高理论水平，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取得政权后，“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为此，中共中央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各方面能力。创办了大党校、大军校以及各类中等学校等，先后在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团校、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等大学，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同时还从产业工人中提拔和培养了大量干部，参加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又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了12本必读书目，并指出“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干部的学习，使党的干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上有了较大提高，为如何执好政准备了重要的干部人才。

经验之三：坚持完善党的约束机制。党的制度是党的领导原则和领导方式、方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党的领导实践中必须遵守的工作规程和行动准则。建立和建全党内各项制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调节和完善党的自我约束机制，近党规党法治党，是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的关键环节和根本途径。

解放战争中后期，突飞猛进的革命形势对党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健全党委制，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贯彻执行。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 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同时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强调了健全党委制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明确了党委集体领导的范围，指出：“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这就正式从决策事项和领导机构方面，明确规定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正是毛泽东狠抓制度机制的建立和落实，才使得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统一领导得到大大加强，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能够得到全面准确地贯彻,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进一步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威信,这对保证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个举措对于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促进党的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经验之四：坚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某些干部打江山为了坐江山，图享受等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可能严重腐蚀党的机体，使党丧失战斗力，使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甚至导致新生政权的丧失。因此，毛泽东把反腐倡廉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看待，是“考卷”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党中央更多考虑的是全国胜利后如何防止和克服腐败而向全党敲响的反腐倡廉的警钟。中国共产党由1921年的50多名党员，经过28年的成长，发展成为一个具有300多万人的大党。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党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到1949年，在中国革命之路即将完成，革命即将取得取得成就的时候，党内由于胜利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不良情绪。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六条规定：不送礼、不做寿、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实质上对党内成绩面前是否具有忧患意识，是否具有长期执政思想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