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如何建设”的重大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针，描绘了未来国家的宏伟蓝图。

1、源自确立了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2月在西柏坡，毛泽东向到访的苏共代表米高扬介绍将要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时，明确提出“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重申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贯主张，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会的结论中，毛泽东在论及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前景时坚定指出：“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

2、源自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党1948年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我们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2)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中共中央还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有了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权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议会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而近似于苏维埃制，不过，“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可以参加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关于建立新型民主政治制度的思想及其政权组织形式，在西柏坡时期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探索。

3、源自确立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西柏坡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新中国的基本制度进行了探索和确立。

(1)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坦诚合作，召开了新政协会议，开始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2)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8年10月，受中共中央指示，在周恩来主持下开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

4、源自规划了新中国的建设途径。

为找到一条适合新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首先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作了科学分析。他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指出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从而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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