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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4 浏览量:3633发布者:新华网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锤头。”1927年9月,南昌起义爆发1个多月后举行的秋收起义中,工农革命军首次公开打出了党的旗帜。但是,当起义受挫后,部队伤亡增多,还有一些人不辞而别。队伍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原本5000余人的队伍,剩下不足千人。
这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部队。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军就是这样溃散的。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组织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建设这支军队。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1927年9月29日晚,在三湾村“协盛和”杂货铺微弱的油灯下,毛泽东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村头那棵枝叶繁茂的大枫树下,毛泽东向士气低落的队伍宣布: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团、营建立党委,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实行民主制度,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就有了灵魂。井冈山斗争时期发生的一件事,让罗荣桓元帅铭记一生。1928年7月,罗荣桓率三营下井冈山,夜间行军途中突遭袭击。眼看队伍被打散,他焦急万分。天亮后清点人数,结果只丢了一名担架兵。9月26日,部队返回井冈山,没想到当初失散的那名担架兵早就回山了。罗荣桓感慨万千:这次远征,行程数百公里,打了几十场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都是“三湾改编”改出的好气象。
然而,要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改造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却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工作。此时的红四军,主要由地方农民武装和国民党军队分化出来的旧军人两部分人组成。小私有者的狭隘观念和旧军队的习气,在部队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1929年,经过艰苦奋战,红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随着形势的发展,红四军党内在如何建设军队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认识——
有的把党对红军的领导说成是家长制;有的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有枪杆子就行;有的不愿在艰苦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只想“走州过府”流动游击……
长期研究红军历史的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介绍说,这些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背后,核心是三个问题: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怎样领导?红军向哪里发展、怎样发展?完成什么任务、怎样完成?归结起来,就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这是红军政治工作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面对这个历史性课题,红四军在古田会议之前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8次召开党代表大会,都未能形成共识,找到答案。
争论,引起了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高度关注。1929年9月,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党中央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探索,明确指出红军由前委指挥是决不能动摇的原则,要求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的古田镇溪背村召开。廖氏宗祠不大的厅堂内,当年会议代表们烤火留下的痕迹至今清晰可辨。围坐在暖意融融的炭火旁,代表们聆听毛泽东阐述建党、建军思想,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迈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铿锵脚步——
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使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官兵的崇高追求和必胜信念;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解决了红军“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基本问题;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为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两万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思想交锋的结果,是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开拓创新的典范。“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我们党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军队中建立了强有力的、革命的、进步的政治工作。”回顾人民军队87年光辉历程,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肖裕声说,“自从血脉中注入了党的先进性基因,我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党指挥枪,使人民军队英勇善战,所向无敌。”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古田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确立的建军思想迅速越过闽西山峦,传遍各个根据地,成为指引整个红军建设的航标。
在古田会议精神光芒照耀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跃上了历史舞台,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划出一条与以往任何一支军队迥然不同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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