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贯穿于南方局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在国统区充满艰难险阻的斗争历程之中。红岩精神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战场的地位益显重要。

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担负起“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故南方局诞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

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考验。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为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从理论到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岩精神就是在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产物。

纵观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八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最艰难、内容最复杂、规模最宏大、成就最辉煌的八年。胡乔木曾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因此，红岩精神在实践中就体现在南方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争取抗战胜利，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伟大行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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