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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9 浏览量：7590发布者：王来青
他的名字在20世纪50年代就响遍全国；建国后至21世纪初，在历次的全国劳模评选中，他都榜上有名；他曾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仅毛泽东主席就先后9次接见过他；他16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4次当选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代表，7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４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他的名字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被中组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2003年4月23日他去世时，中共中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父老乡亲都泪眼相送；至今，他离开大家六周年了，乡亲们还是对他念念不忘，说起他来，仍是直竖大拇指……
他，就是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史来贺。是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岁月中，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带领群众走在全国农业战线的前列，将一个当初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庄，建设成了“红色亿元村”“中原首富村”，建设成了在当代中国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心跟党走全力挖穷根
刘庄村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西南10多公里处，历史上，狂傲不羁的黄河在这块低洼的土地上肆意横流，多次改道，使这里的乡亲们饱受灾难。史来贺很小的时候就记住了一首心酸的民谣：“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土草房，糠菜半年粮。逃荒把饭要，忍痛卖儿郎。”
1948年，刘庄解放了。在庆祝穷人翻身作主人的锣鼓声中，工作队队长找到了史来贺，向他详细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最终奋斗目标以及我党在全国解放以后要做的工作和需要完成的任务。工作队长的话语，在青年史来贺的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在刘庄为劳苦大众开创一个没有压迫剥削、一起过好日子的新天地。不久，史来贺就担任了八个村的民兵联防队队长。由于表现积极，1949年底，史来贺加入共产党。1952年，21岁的史来贺又被推选为刘庄村党支部书记。
史来贺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这年夏天，刘庄收割到场里的小麦还没来得及碾打脱粒，就被一场接一场的大雨浇得发霉生芽，好不容易抢种的秋作物也被遍地的积水淹泡而死。眼看收成无望，乡亲们都做好了外出逃荒的准备。史来贺与党支部其他成员一道，将群众召集起来，他掷地有声地说：“如今是新社会了，咱再不能一遇灾年就想着逃荒要饭。有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大家心齐，就一定能闯过这道难关！”他带领大家挖沟排涝，一边在湿地上改种萝卜、蔓菁、大白菜等蔬菜，一边建起了粉坊、豆腐坊等副业作坊，又带领群众到离村10多公里的黄河滩（黄河由北向南改道）割草，解决烧柴、牛羊饲料问题，并出售挣钱。由于想方设法广开谋生渠道，半年时间，大家分了四次红。春节时，乡亲们每家都吃上了白面馍和饺子。这一年，由于史来贺的突出成绩，他还受邀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翌年，他又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这无疑地使年轻的史来贺更加感到，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刘庄是多么的光荣。
历史上，由于黄河多次改道，刘庄村仅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遗留了4条3米多深、纵横交错的深沟，750多块被称作“耷拉头”“盐碱洼”“蛤蟆窝”等名字的贫瘠滩地。水灾使刘庄人祖祖辈辈吃尽了苦头，史来贺觉得，不解决土地的遇水即淹问题，刘庄人就很难过上温饱日子。从1953年开始，随着新中国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的进度步伐，史来贺带头在刘庄打响了农田基本建设攻坚战。干活时，别人两三个（一人推，一人或二人拉）推一辆独轮车，史来贺一人独推一辆在工地跑。这年冬天，他有一次发疟疾，冷得身上直哆嗦，乡亲们都劝他在家歇息一下，可他在破棉袄外勒了一条布腰带子，还是起早贪黑照干不误。就这样，史来贺带领刘庄人，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削岗填沟，拉沙盖碱，一块地一块地深挖平整，一直坚持苦干了20年，硬是把全村的土地全部改造成了“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稳产的方块田。
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史来贺又在刘庄成立了由干部、技术员和老农组成的“三结合科研小组”，重点研究棉花如何高产稳产。他光着脊梁在棉田里一钻就忘了吃饭睡觉，几年下来，成了植棉“土专家”。1957年，刘庄的棉花首次获得大丰收，1250亩棉田总产皮棉13.937万斤，平均亩产111.5斤，而当时全国棉花平均亩产只有35斤。当年11月，史来贺代表刘庄出席了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鼓励。1958年秋，当毛主席到河南视察，站在新乡地区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棉花高产田（刘庄属七里营辖区，其植棉经验此时已在当地推广）里时，脸上挂满了愉快的微笑。
史来贺认准了一个理儿：“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如果群众一直过不上好日子，那就是咱共产党人没本事。”史来贺绝不做群众看不起的“没本事”的共产党员。即使在1960年我国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刘庄村的农业依然取得了大丰收，亩产皮棉160斤，粮食亩产1000斤以上。到60年代中期，刘庄的大部分群众都先后住上了大瓦房。在史来贺的带领下，他们仅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已挖掉了“穷根”，解决了世代困扰的温饱问题。
扎根故土中开拓致富路
20世纪60年代初，史来贺已经意识到，要想让群众在吃饱穿暖住上大瓦房后，日子过得一天更比一天富裕，只把生财之道定在农作物的种植上，效果并不理想。尽管刘庄的粮棉亩产均高于其他村庄，但持续增产的潜力毕竟有限。史来贺思来想去，首先想到了发展畜牧业。他先是带上村里的90元积蓄，亲自去新乡买回3头小奶牛，办起了奶牛场。待奶牛场有所盈利后，他又派人到新疆买回了27匹母马。经过四五年的饲养，奶牛繁衍到了300多头，马群更是扩大成了年年可卖出几十匹小马的大马场。此外，当时的刘庄大队还养了大群的猪和羊，仅畜牧业一项，年收入就达100多万元。
就在刘庄稳步发展的时候，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在全国迅速掀起了高潮。1970年8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山西昔阳县隆重开幕，史来贺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史来贺对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拼搏精神钦佩有加，对大寨的带头人陈永贵也是非常尊敬。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央委员的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的一席话，却让善于思考的史来贺有点想不通。陈永贵说：“劳动日值不能超过1.5元，超过了，社员就会产生资本主义思想。”史来贺想，社员生活富裕了，收入多了，应该是好事，咋就一富裕就跟资本主义沾上了边呢？他联系大寨的实际情况仔细琢磨，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主要靠种粮“大干社会主义”的大寨，实际上劳动日值很难突破1.5元。看来，农村要想大发展，还得在学习大寨精神的过程中，发展多种经营。
从大寨回到刘庄，史来贺不但坚定了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的决心，还总在琢磨着让刘庄更加富裕的其他致富门道。
1974年，大队的一台拖拉机上的喇叭坏了，到处买不到新的。两名驾驶员就自己尝试修起来，没想到，这一修还真的把这个喇叭给修好啦。史来贺知道这件事后，高兴得直拍大腿。他哈哈大笑着说道：“咱既然能修好喇叭，喇叭又不容易买到，为啥不能造喇叭哩？”史来贺说完就趁热打铁和大家动手搞起了试验。经过几十次试验，史来贺带领的“制造师”们硬是照葫芦画瓢，鼓捣出了叫得山响的拖拉机用汽喇叭。开始时，每天只能生产一对，逐渐增加到每天生产100多对。由于刘庄生产的小喇叭质量过硬，很快就响彻天南地北。刘庄也从此有了机械厂，有了第一批洗脚上田的“工人”。
从此，办企业初尝甜头的史来贺信心大增，于是又相继办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等。这样，不但解决了刘庄村地少人多、农业劳动力过剩的难题，还为集体经济的多渠道增长开辟了成功之路。
刘庄在史来贺的带领下广开财源，日渐富裕。到1976年，当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农家还在为盖三间“大瓦房”而省吃俭用、不懈努力时，刘庄人已在史来贺的带领下，利用晚上时间大兴土木，开始自己动手建新居。刘庄全村老少齐上阵,一直大干了六年，使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两层向阳的住宅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来贺在改革的东风吹拂下，思路更加开阔。1985年，他和党支部其他成员一道，经反复考查，最后毅然决定，向高科技领域要效益，重点发展现代化工业企业，投资兴建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生物制药厂――华星药厂。当时，对这个高精尖的投资项目，群众不无担心，怕“逮不住黄鼠狼，反惹一身臊”，弄不好把正在稳步前进的集体经济给拖垮了。史来贺豪迈地对大家说：“路在人走，业在人创。人家能干成的事情，咱们为啥干不成？”可是，大家毕竟从没搞过高科技的生物工程，药厂试产后，尽出不合格产品。大家看着被一罐一罐倒掉的价值几万元的肌苷，又心疼又泄气。史来贺却高门大嗓地说道：“创小业，作小难；创大业，作大难；不创业，穷作难。办法是在困难面前想出来的，咱一起想办法，不信攻不下这道难关！”听说无锡有位制药专家，史来贺一连几下江南，登门诚请，最终如愿；厂里缺少技术骨干，他又动员正上大学的大儿子史世领回村担任药厂技术员。几经风雨，华星药厂于1986年夏正式投产，很快为村里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1990年，史来贺根据对国际抗生素药物市场的综合分析，决定筹办华星药厂第二分厂。但是，这一次，村民一听说又要投资六七千万元，好多人都心有顾虑，觉得刘庄干好现有的企业已经可以了，大伙已不缺钱花，没有必要把现代化的企业规模“狠劲儿”扩大。史来贺见短时间内跟大伙讲不清利害关系，就索性与每家村民签订了一份不平等的“协议”：厂子办不成功，由他史来贺一人承担全部损失；办成功了，创造的利润全归村集体所有，村民人人有份。华星药厂第二分厂建成后，同样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村民对史来贺的远见卓识更为叹服。
随后几年，刘庄乘势而上：1993年，青霉素钾、青霉素钠生产线相继投产；1998年，氨苄青霉素投入生产；1999年，技术含量更高的生物发酵分厂破土动工。目前，华星制药厂经济效益喜人，出口创汇在同行业排名第一。此外，为给规模宏大的现代化企业提供充足的能源，刘庄又建起了自己的火力发电厂。
一位美国女记者到刘庄采访后惊叹道：“中国的农民在搞生物工程！”她决定住下来揭开这个“谜”。前后两次在刘庄的村民家里，她住了32天。当她真切地感受到了刘庄集体经济的创业实力和群众富裕、和谐的幸福生活后，由衷地感叹：“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这位记者当初之所以“大惊小怪”，是她不知道，幼年时仅念过一年私塾的史来贺，从来就把文化知识看得很重，尤其是在创办华星制药厂的过程中，这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劳动模范，更是体会到了知识的力量。由于他对文化知识的特别重视，刘庄依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及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培养了一大批可以担当大任的专业人才。
胸有主心骨稳步奔前程
史来贺领导的刘庄，从建国后一直到本世纪初，其间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不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史来贺都认准了一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让老百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千变万变，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条啥时候也不能变。”有人说，史来贺“50年红旗不倒”，这是一个“谜”，实际上，史来贺在多种场合都“道破了天机”：“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只有实事求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因为有此“主心骨”，所以，在历次运动和农村的变革中，刘庄既不“跟风”，也不“刮风”，决不照搬外部的“先进经验”，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咬定发展不放松。
1956年春，已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刘庄在史来贺的带领下正热火朝天地搞农田基本建设，上级来了通知，要把刘庄所在的夏庄乡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史来贺担任党总支书记、社长。史来贺认为，全乡合并为高级社的条件不够成熟，匆忙合并还会引发诸多矛盾，所以，他反对合并。史来贺放着“升迁”的机会不要，却坚持自己的主见。就在夏庄高级社召开万人大会，锣鼓喧天地欢庆“大社”成立之时，刘庄的群众却在史来贺的带领下，也在村里搭起了高高的台子，理直气壮地成立了刘庄高级社，没有将刘庄初级社并入夏庄高级社。史来贺的这个举动，在当时的“上级领导”眼里，简直是在和他们“唱对台戏”，随之，便向史来贺还以颜色，不但不承认刘庄高级社，取消了史来贺和刘庄应该享受的待遇，还给他扣上了“顶撞领导”“本位主义”“搞分裂”等大帽子。一时间，大有将史来贺这个全国劳模削职为民的架势。
在冷嘲热讽中，史来贺与刘庄的群众依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硬是憋着一股劲，将刘庄高级社办得比其他高级社都“高级”，由“反面典型”一变而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都在争相大放小麦“高产卫星”，要求土地深翻至少三尺，每亩施农家肥100车、下种200斤以上，实现小麦亩产15万斤。史来贺对这种大白天的梦话不予理睬。实在顶不住上级的严词督办时，他才搞了三亩“卫星试验田”，结果，三亩地平均亩产仅260斤，去掉种子已所剩无几。由于刘庄只种了三亩“卫星田”，集体经济才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1960年底，为纠正“大跃进”时期的一些过左的做法，上级又要求刘庄生产大队与兄弟大队一样，改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史来贺又一次“唱了反调”。第二年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率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民主整社工作组到河南调研，对河南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工作进行指导。史来贺的做法引起了谭震林的注意。谭震林专程赶到刘庄，找到了在地里带领群众点种棉花的史来贺，面带愠色地问史来贺为何刘庄不退到以小队为单位进行核算。史来贺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村的干部群众经过表决认为，刘庄村规模小，地块集中，干部和群众比较团结，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核算体制。”“我认为自合作化以来，凡农业发展受到挫折时，不利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运动中过左过右等不良倾向的干扰；二是集体管理规模大小的轻易变化，干部群众都怕脱离实际的无端变化，这样的变化，结果是变来变去变不好。例如附近的小冀庄，合作化时，在我们这一带算是比较富裕的村，可这几年，硬是给弄穷了。”
经过一天的实地调查，谭震林对刘庄印象转好，尤其是对有胆有识的史来贺，多了几分赞佩。回到北京后，谭震林将刘庄的情况向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作了详细汇报，刘少奇明确表态：“七里营可以有一个刘庄不分，搞大队核算。”
刘少奇的认可，使刘庄在全国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制度期间，成了独特的“这一个”。直到现在，刘庄村实际上还是坚持以村集体（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农村迅速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刘庄所在的新乡县，在三中全会后，县委也连开了三天三夜三级干部大会，号召大家实行“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史来贺对中央的这次“大动作”也倍加重视，他带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反复领会有关文件精神，最后得出结论：三中全会的有关文件上都说“大包干”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刘庄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劳动力已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1000多亩土地的机械化耕作程度已远超临近村庄，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群众的集体观念强，如果一分了之，对刘庄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史来贺这次又没有“随大溜儿”。
得知史来贺领导下的刘庄这个老先进典型又唱起了“独角戏”，县委书记刘荣海亲自登门来做史来贺的工作。刘荣海担任新乡县副县长时，史来贺任县委副书记，两人工作上配合默契，可谓老相知。因此，刘荣海一见史来贺就大倒苦水：“老伙计，你不带头分地，我可没法工作了，外村都看着你哩！”史来贺笑着说：“你跟外村说，只要他们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能跟刘庄一个样，只要他们不分（地）能让群众尽快富起来，只要外村的群众不愿分，就可以跟刘庄比，不分。我们每家每户都投过票，大家不赞成分，我分不动啊！要分，你来分吧！”
刘荣海也认为史来贺说得有道理，自然没有硬逼着史来贺去干不愿干的事情。结果，刘庄从本村实际出发，土地和集体生产资料都没有分到户，而是成立了刘庄农工商联合社，实行了“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的生产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几年后还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肯定。
刘庄因地制宜的变革，使集体经济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由此一跃而成为“中原首富村”。实践充分地证明史来贺的决断和刘庄人的选择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
史来贺从不随波逐流，不迷信典型经验，即使到国外去考察，学习，也带着自己的思考，绝不照搬别人的做法。改革开放后，史来贺带队先后去过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参观考察，他在惊叹他们的诸多骄人成就时，也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比较严重。通过对比，史来贺更加坚定了走集体富裕之路的决心。
从某些方面看，史来贺好像是个不喜欢“变”的人，但了解他的人都清楚，其实，他一生都在求变――将刘庄变得日新月异，变得更加美好，变得更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所不喜欢的只是那种脱离实际的无端之变。
德高望自重青史留美名
靠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懈的拼搏精神，史来贺像一头拓荒牛，在故乡的土地上拉着社会主义这架大犁，将曾经满目荒凉的刘庄耕耘得生机盎然。到本世纪初，刘庄就积累了高达近10亿元的集体固定资产，年纳税四五千万，村民绝大部分又住进了更加宽敞的五层单元住宅楼，除享受集体给予的吃、住、行及上学、就医等20多项福利外，人均年收入1万余元，户均存款20万元以上。说起这些，刘庄的父老乡亲会异口同声地把“头功”记在史来贺的大名下。史来贺用实实在在的卓越功绩，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本事”。
然而，在刘庄人和了解史来贺的人心中，他的“本事”仅是他赢得大家好评的一个方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从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亲和力，使他在大家心里树立起一面旗帜，使人心生敬佩。
在刘庄采访，说起史来贺一心为公、廉洁自律的故事，村民们开口就是一长串：
自1956年开始，史来贺就已经是“国家干部”身份，从新乡县委领工资。从那时起，他就对自己实行了“弹性工资制”。当村民的平均工资低于县里给他的工资时，他就把工资交到村里，按村民的平均标准领工分；后来，村民的平均收入高于他的工资时，他又交回工分拿起了工资。
1976年，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第一代楼房，木料不足，史来贺想到了自己宅子上的六棵大榆树。老伴想留下一棵卖钱给闺女做嫁妆，史来贺也没答应。他说：“我是支书，我不带头谁带头？”最后，价值3000多元的榆树他以1500元的低价全给了集体。
史来贺有两个儿子，先后读到了高中毕业。当时，流行推荐上大学。乡亲们都认为两个孩子是老史带出的好后生，劝他到上面活动一下，好让刘庄也出个大学生。史来贺却说：“活动个啥？当农民照样为人民服务。”
1977年底，当时的新乡地委按照省委要求，动员史来贺把家搬到新乡市，还把家人的户口全部“农转非”，他不仅不照办，几年后，在村里办药厂缺技术人员时，还把恢复高考后考上医科大学的长子给动员回村了。
当史来贺的功劳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声望越来越大之时，他召集家人，定下了“一不比群众特殊，二不占
公家便宜，三不收礼送礼”的家规。
刘庄村农工商总公司总会计师王义峰回忆说：“1991年，村委会决定给社员发菜金，我想史书记是刘庄的一名村民，还是刘庄的带头人，完全应该享受，在算账的时候，就把他的菜金和他家的算到了一块儿，叫他家人领走了。可是不一会儿，他老伴拿着钱找我来问：‘俺家的菜金是不是你给多发了一份？’我说没多发，那是史书记的。她说，史书记说了，他既领国家的工资，菜金就不能要，得交集体，他不能搞特殊。”
村里买有一辆100多万元的“奔驰”轿车，史来贺只在办公事时用过可数的几次，办私事一次都没用过。
刘庄村在史来贺领导的几十年间，共建了三次房屋，每次分房时，他都坚持一条：和大家住同样大的面积，只要有一家人没搬进新房，他家就不搬。2001年，村里盖起了第一批150多套别墅，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面积达400多平方米，且配有暖气和中央空调，还有全套高档家电。此时，史来贺已是古稀老人，仍住在20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两层小楼里，室内连个衣柜都没有。大家都劝他家第一批入住新居，史来贺笑着说道：“我住惯了老房子了，还是让大伙先搬吧。”结果，到去世，史来贺也没住过他力主建起的高级别墅。
史来贺对自己及家人要求严格，对刘庄的乡亲及到刘庄打工的外地员工却非常宽厚，关心备至。
早年，村里乡亲还住在土坯房子里时，每逢下大雨、大雪的天气，他都要带着支部成员逐户查看情况。他家的房子漏雨了，却不急于修缮。他风趣地说：“我住在漏雨的房子里，下雨了才知道往外跑，才会更容易想起来群众的房子漏不漏哩。”
在刘庄务工的安徽农民赵兴才因胆囊破裂而住院，急需做手术，在其家属来不及到场的情况下，史来贺毫不犹豫地在其“家属”一栏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村民杨丽生小孩时大出血，史来贺迅速组织了300多人的献血队，将命悬一线的母子硬是给抢救了过来。村民王伟民早年从安徽逃荒流落到了刘庄村，史来贺把他当作自家兄弟看待，他的婚姻大事，史来贺也热心过问。他40多岁终于成了家，史来贺逢年过节时，还不忘到他家慰问、聊天。王伟民现在已住上了400多平方米的智能别墅，像其他村民一样，享受着40多项福利待遇，村里每月还发给他400元的退休金。
提起史来贺的事迹，正像笔者在刘庄随意问到的一位村民刘青俊所言：“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史书记去世时，俺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不掉眼泪的。到现在，村上乡亲们还经常念叨着老书记的好。”
村民刘书军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接到通知书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家三口赶到史来贺生前的办公室，对着他的遗像报告喜讯；村委会副主任刘俊荣负责接待慕名而至的中外参观者，她每次讲起史来贺的事迹，每次都止不住泪流满面；史来贺去世后，他生前住的刘庄第一代两层小楼，在新村规划时，也被村民要求保留了下来；每到清明节和史来贺的忌日，村民都会自发地祭奠他，至今，许多村民家里都挂有他的照片……
史来贺去世后，遵照他病中的嘱托，刘庄村的党委书记采取“直选”方式产生，结果，117名党员有116位投了史世领的票（史世领自己投了别人一票），随后，在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史世领也以高票当选。
2004年1月20日（农历二○○三年腊月二十九日），温家宝总理到刘庄视察。一到刘庄，就对随行人员说道：“走，先到史来贺同志家看看。”在史来贺家，温总理拉着史来贺妻子刘树珍的手说：“来贺去世，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您要保重身体。过去，我们每年在北京开会时都见上一面，每次他的穿着都朴素不变。好多人提起来贺同志都很敬佩。我们大家对来贺同志的评价有三句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农民的优秀代表，农村基层干部的一面旗帜。”温总理随后又着重解释道：“这三句话概括了来贺同志的一生。他一生不忘群众，一生也没离开过群众。50多年，带领群众使一个穷村子变了样子。全国的农村干部都要向他学习。”
温家宝总理的话语，使刘树珍及在场的人都替史来贺感到自豪和骄傲。
即将离开刘庄时，温总理说道：“史来贺同志一辈子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纪念他最好的办法是，咱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广大的农村建设好。”
温家宝总理的话完全符合史来贺生前追求的快乐目标。史来贺同志生前在回答一名记者关于“快乐”的话题时，曾风趣地说他此生有“三大痛快事”：“一是下着大雨，光着脊梁淋着雨在地里干活最痛快；二是为刘庄、为集体干成一件事最痛快；三是看到刘庄富了，全国的农民都富了，心里最痛快。”
2009年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刘庄调研。视察刘庄后，他向村民由衷地赞叹：“你们的生活比蜜甜啊！”感叹之余，大家不禁又提到了史来贺。习近平副主席紧紧地握着史世领的手说：“你父亲的名字，我早就很熟悉，他的事迹我也很熟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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