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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8 浏览量:9964发布者:辛世俊
今年是红旗渠主干渠通水50周年,50年来,红旗渠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一个精神符号,已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红旗渠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学界对红旗渠精神进行的研究较多,但从人学视角对其在当代的价值进行探讨的较少。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谈谈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红旗渠精神是一曲人性的赞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一类是精神。人具有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但从解决人的生存性矛盾来看,人的精神属性似乎更加重要。因为,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物质性的需要,这就需要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P229)人为什么能够与自然界相对立?这是因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儒家讲世界上的事物有三项,即天、地、人。其中,人是根本,离开了人其他两项就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写道:“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2](P221-222)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无”,不是指不存在,而是指没有意义。意义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离开了人,意义也就不会存在。中国儒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围绕人来进行。天地之间莫贵乎人,人是价值世界的中心。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本。林州人民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创造了人间奇迹,正是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人要在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两种尺度,即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他说:“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P163)
这里所说的人所“固有的尺度”就是指内在的尺度、主体的尺度;这里所说的“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就是指外在的尺度、客体的尺度。“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1](P231),就是说它有自己运行的规律,只有按照事物固有的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事物,人们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成功。马克思关于人改造世界的“两种尺度”的思想,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实际上,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正是体现了真、善、美的要求,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
所谓真,是指按照客体的尺度去改造客体,就是指符合客观规律性;真就是真实、真诚,真实、真诚是人性之根,做人之本。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去改造自然界,就是真实、真诚;相反,违背自然界的规律去改造自然界,就是不真实、不真诚,不真实、不真诚就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真实、真诚是主观符合客观,是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客体,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真实、真诚不断实现的过程。自然界虽然没有意志,但也是最真实、真诚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所说的“常”就是真实、真诚。四季运行,春夏秋冬,该来的必然到来,就是真实、真诚,就是科学性,就是规律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这叫做“主客体相关律”,这种相关不是虚假的相关,而是真实的相关,虚假的相关是没有认识客观规律,硬要去改造外部自然。1950年代有人曾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无限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些地方弄虚作假,虚报产量――亩产几万斤等,结果导致“反主体性效应”,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实践证明:真实、真诚是林州人最基本的素质。在10万修渠大军中,只有一个工程师和50名技术人员负责设计、施工,他们虽然土法上马,工具简陋(农民水利技术员路银用洗脸盆、麻绳、皮尺等土法技术测定了数百公里的渠线),但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阻挡他们求真的脚步。完全可以说,红旗渠是林州人民求真务实精神的结晶。
所谓善,是指按照人“应该”的要求去做。人性问题看起来是一个事实判断,是善或恶的一个事实陈述,其实它是一个价值判断――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其实,人性不是本善,而是向善、追求善。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的行为符合人性善的要求,它符合林州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得到了林州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一个造福后代的伟大善举。红旗渠是林州人民的“生命渠”“幸福渠”,在林州人看来,修建红旗渠就是当时最大的善行。人性有善也有恶,但善的力量能够战胜恶的力量,穷山恶水不利于林州人民的生存发展,林州人利用向善的力量战胜了恶。善是人们前进的巨大力量,只要人性向善,人类社会就不会停滞不前。这里有必要区分“能够做”与“应当做”的问题。如果说“能够做”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应该做”就是一个“价值”问题、伦理问题,“能够做”的不一定是“应该做”的。譬如,按照科学技术的现实发展,“克隆人”从技术上来说早已不是什么难题,但从价值上来看我们不能去做;现存的核武器能够把世界摧毁几遍,但我们决不能使用它。这就是人性善的作用。没有人性善的规制,人类就会滑向恶的深渊,最终会走向毁灭。对于人性善的东西,我们应大力弘扬,宣扬红旗渠精神就是在弘扬人性善的东西,这对今天的社会尤为重要。 所谓美,是指按照美的规律去改造世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好的事物,人们就会称赞,而对恶的东西,人们就会贬弃。好的事物,就是美的事物,自然之美、身体之美、建筑之美、心灵之美等,都是美好的事物。对美的追求是人性的基本要求。红旗渠符合林州人民的审美需要,干、支渠总长1 500公里的红旗渠是太行山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当年的林州人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红旗渠会成为人们参观、旅游的景区(现在每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但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意识,是深深埋藏在林州人民潜意识中的东西,这是千百年来人们遵循美的规律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凡有人类实践活动的地方,美的规律都会渗透其中。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是人类实践活动所遵循的一个普遍的规律。红旗渠亦是如此,她是林州人民费时10年精心打造的一件美的作品,这个作品穿越时空,动人心弦,体现了美的魅力。不要说美只是美学家们的事情,也不要说农民不会创造美、欣赏美,其实,美就在生活中、就在实践中。红旗渠这幅美丽的画卷不是画家关在屋子里就能描绘出来的,而是林州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红旗渠之所以能够震撼人的心灵,原因就在于她的设计之美、力量之美、造型之美。红旗渠的美体现了林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体现了林州人民美好的心灵。
红旗渠精神是人性中真实性、真诚性的流露,是人性善的力量的张扬,是人性中对美的追求的显现,体现了真善美的完美统一,所以说,她是一曲人性的赞歌。
人的普遍性决定人性的普遍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人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4]《荀子・不苟》篇言:“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5]人之心、人之情、人之理是相通的,可谓人同此心、人同此情、人同此理。如此推论,千千万万的人之心、情、理,就是一人之心、情、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性普遍的、永恒的追求,红旗渠精神首先是一种中国精神,如今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超越国界的东西必是合乎人性的东西,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的赞歌是“国际歌”,她跳动的音符和流转的旋律能打动所有人的心,这就是红旗渠精神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P4)做任何事情,只要站在人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人性的立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凡是违背人性的东西,都是人民所厌恶的,如果执拗地去做,必然会招致失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红旗渠精神是对信仰力量的证明
列宁曾经指出,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造自然界,而要改造自然界必须消除影响我们目的实现的障碍。在蜿蜒起伏的太行山上修渠引水,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林州人民抱定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的力量使林州人民战胜了千难万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81位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200多人因修渠而受伤,在10年中,10万修渠大军共削平山头1 250座,钻透涵洞211个,架起渡槽152座,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了一条“人工天河”“水的长城”。“十年辛苦不寻常!”试想,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求生存、谋发展的雄心壮志,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遇到困难就败下阵来,红旗渠就会变成一个“半拉子工程”。
无数事实证明:人有了坚定的信念,就能产生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修建红旗渠的时候,林州人民虽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林州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6](P414)。事实一再证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6](P415)。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太遥远,是不能实现的幻想。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共产主义遥远,革命战争年代连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看到,无数革命先烈就能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反而认为共产主义离我们太遥远了,这不是奇谈怪论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真正做到把眼前的实际行动与远大的理想目标结合在一起,不能把这两者看做是在空间和时间上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而应把两者视为是统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认为,必须运用总体性观点来看待目标与现实行动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眼前行动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部分与总体之间的关系,部分不能离开总体而独立存在,眼前的行动不与目标联系在一起也就失去了现实性。只要我们用总体性眼光来观察事实,我们就会发现,呈现于眼前的事实实际上都是趋向于最终目标的。从这一意义上看,最终目标决不是与过程对立的抽象的理想,它本身就是真实性和现实性的一个环节。譬如,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的人就只记得市场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而忘记了社会主义的逻辑。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它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因为看到市场经济带来一些问题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信仰是人生的灯塔,指引着人前进的方向。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也正是在1936年,后来成为陶铸夫人的曾志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和请教学习问题时,毛泽东对曾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是全篇阅读,每阅读一遍我都有新的启发。
1975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专程走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同志跟前,问能否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他想再看一遍。要知道,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病魔缠身,一年后就去世了。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7](P382)的确,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于里昂首次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的,正是《共产党宣言》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都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他们能够历经磨难而勇往直前。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而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7](P110)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6](P23)一位哲学家说过,一个人饿肚子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了肚子,却发现自己有无穷的烦恼。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不断追问自己:农民饿着肚子时,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为吃饱而奋斗;但吃饱了肚子后,我们又要为什么而奋斗?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人生的理想和信仰问题。1960年代,10万大军战太行,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解决了林县缺少水源、人民饮水困难的生存困境;1980年代,10万大军出太行,大力发展建筑劳务,解决了林县人的温饱问题;1990年代,建筑大军用挣回来的钱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着“富太行”的梦想。如今,林州人又提出,要精神立市、工业强市、和谐兴市,使林州在富裕的基础上更加美丽。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是林州发展的四部曲,这个过程也是林州人民的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
贯穿林州发展“四部曲”的主线是林州人的精神和信仰。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来看,人的精神属性虽然不是人的惟一属性,但唯有精神属性才能证明人性是不争的事实。离开了人的精神,人类的活动不仅会失去动力,而且会变得毫无价值。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共产党人,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更加关注人的精神诉求。红旗渠的成功,从物质层面上看,是满足了林州人民对水的需要,但从精神层面来看,是满足了林州人民千百年来改变落后面貌的精神需要,正是这种精神需要,成为林州人民战天斗地的强大精神支柱。今天,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新的精神需求一定会出现。物质生活水平越高,越不能忽视精神的需求及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2013年“8・19”讲话中指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果精神上失去群众,最后也要出问题。
不能在精神上失去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苏东剧变就是因为苏东共产党在精神上失去了群众。一个不能在精神上代表群众、满足群众需要的执政党,必然会失去群众的支持,进而失去执政地位,这是铁的规律。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一定“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6](154)。
要使我们的事业不停顿,首先是思想不能停顿;要使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首先要有对理想的执著追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在论述理想的时候指出:“理想之为理想,正是因为它没有实现,因为它超越了现实。”[8](P82)“理想只有在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时才会温暖我们的心。”[8](P83)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消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2015年1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请孙正聿教授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且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9]
“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理想信念的重大作用。红旗渠精神告诉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重视信仰的力量。
三、红旗渠精神是人的尊严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马克思指出:“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众人之上的东西。”[10]尊严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其他的物质的价值可以替代的东西。康德说:“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替代,才是尊严。”[11]费尔南多・莎瓦特尔在《哲学的邀请》中论述了人的尊严的四个特征:“人的尊严具体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每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意味着承认任何人都不能为了某种总体的目的,而被其他人当做纯粹的工具来利用或牺牲。因此,没有集体的人权,也因此没有集体的‘人’,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存在,但是人也不应在服从社会中完全消耗掉自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尊严’的第二个特征,即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自主地规划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褒贬标准,除了不能侵犯他人同等的权利之外,自身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再次,‘人的尊严’意味着承认应该根据每个人的行为表现、个人功绩和过失,而不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社会阶级等无关人的本质的偶然条件,受到社会的相应对待。最后,‘人的尊严’还要求同情他人的不幸和痛苦并提供援助,积极维持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与合作。一个有人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人遭到遗弃的社会。”[12]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人的尊严观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人的尊严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代,尊严有不同的表现。人在现实社会中得到的认同和尊重与人自身的处境和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决定了人的尊严的表现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给予的多一些。”[13]如果说红旗渠给林州人民带来了尊严,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为林州人民谋利益的坚定决心与信心,从而能带领林州人民战天斗地,奋战10年,创造了人间奇迹。
第二,人的尊严要靠人民用自己的奋斗去争取,而不是他人恩赐的。要赢得他人的尊重,首先要自尊。没有自尊,就没有尊严。诗人雷抒雁指出:“尊严可以拆解为两个意思:一是由享受尊严的主体所持有的生活姿态,叫‘自尊’;二是由社会给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的待遇和地位,叫‘尊重’。”[14]瓜田先生在一篇散文中说:“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过马路的时候就不会闯红灯,不管当时有没有警察在那里监督;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就不会往地上吐痰、扔烟头,不管当时有没有市政管理人员在那里罚款;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就不会往猪肉里注水,往羊毛里塞砖头,更不会拐卖人口、图财害命,而不管有没有人发现和惩罚。自尊是自己内心对灵魂的拷问,是内心的崇高的操守对卑下的欲望的围剿。有了自尊,一个握有权力的干部,就能抛开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舍弃掉往自己脸上涂粉的政绩工程,专心给老百姓干点实事;在有人前来行贿的时候,脸上发烧,有尊严地把来人赶出去。”[15]可见,一个人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红旗渠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林州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正是林州人民的艰苦奋斗使他们赢得了尊严。
第三,人的尊严在自己所创造的产品中体现出来。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精神的滋养。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为什么思想能够给人带来尊严?这是因为,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思想来源于物质,又超越了物质,能创造出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行为是本能的活动,而人则能在自己创造的产品中体现人的信仰、体现人性的美好、体现人的尊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163)我们在红旗渠的背后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当年修渠人的思想、修渠人的品质。现在出现的很多产品质量问题,如桥塌、楼垮和食品不安全等,原因不在物,而在人的思想、人的素质。10万林州人民凭借手工工具建造的红旗渠,至今已运行50年了,却仍然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它是精神力量的胜利,是思想尊严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6](P93)“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6](P46)只有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我们才会有尊严地活着。
四、红旗渠精神是中国人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16]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人的世界包括三个方面:前人的世界、今人的世界和后人的世界。人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是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是从前人的世界走来,我们身上流淌着先辈的血液。岁月如梭,时光如流。修渠至今已经60年,当年43位特等劳模、229位甲等劳模、460位乙等劳模大部分已经作古,但他们是时代的英雄,他们所开创的红旗渠精神,将代代相传,如今的“护渠人”大部分是修渠人的后代,他们喝着红旗渠的水长大,骨子里流淌着红旗渠水滋润的热血,胸腔里蕴含着永不褪色的红旗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6](P171)“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不觉的价值观。”[6](P171)林州人民继承了中华民族“穷则思变”“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优秀文化传统,完全可以说,红旗渠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民智慧的结晶。
传统不是历史的“过去时”。否认传统的当代意义与未来价值,其思想根源是把传统视为实体性的存在,认为这样的东西是暂时的、有限的,把生成某种传统的人与时代的消逝等同于传统的消亡。抽象地反传统的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发展的强烈精神,其实是不得发展的要领、不知传统的真谛。传统的虚无主义和传统的绝对主义,都是割断历史的表现。
传统是前人创造文明的文化史诗,如何对待传统并不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其实质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问题。当代人类生活与发展所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是瞬息万变的,但就其根本性和方向性来说,却是永恒的。一部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追寻传统、发展传统、丰富传统的历史。
然而,要将好的东西代代相传并不容易。目前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风来势凶猛,这股风否定我们的历史文化,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解放的奋斗史,否定我党的领袖人物和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动,可见,占有记忆、控制记忆、管理记忆,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如果能让中国的年轻人忘记他们老祖宗的教导,我们就不战而胜了。清代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灭其史。这一观点一再被历史事实所证明。面对“前人世界”创造的奇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在问:这是真的吗?黄继光怎么能用血肉之躯堵枪眼?邱少云身上着火了,怎么能一动不动?没有现代化的工具,仅凭借血肉之躯、手工工具,10万农民怎么能建成干、支渠总长1 500公里的红旗渠?这些疑问太缺乏历史意识和“现场感”了。“距离”是理解“前人世界”的障碍,我们要理解历史、理解“前人世界”,就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很多现在看来不可能的东西恰恰是“前人世界”发生的真实的历史。我们应怀着敬畏之心面对“前人世界”、面对不可歪曲的历史。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红旗渠记载着林州人民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它见证了林州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斗争精神,留给了世人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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