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和周恩来都是与绍兴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伟人,大禹精神与周恩来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两者又是源与流的关系:大禹精神是周恩来精神的来源,周恩来精神又是对大禹精神的发扬光大。 
　　一、周恩来从小就学习和崇敬大禹精神 
　　大禹,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大禹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治水英雄,而且是中国社会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的立国始祖,曾在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进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大禹是中华民族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勤劳、勇敢、智慧的代表,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他不仅上承炎黄尧舜的风范,开创了华夏民族的新时代,而且同炎黄尧舜一样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大禹治水和大禹精神,历代以来,人们都推崇备至。先秦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对大禹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精神赞不绝口。大禹精神,不仅是诸子百家学说思想,特别是墨家、儒家学说思想的重要源头,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内核。大禹与绍兴有密切关系。据《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的记载,大禹在治水成功后曾经率领群臣东巡会稽(今浙江绍兴)“大会计治国入之道”,监察审计有关人员,并且斩杀防风氏以显权威,所以会稽又称会计。后大禹就死在会稽并建有大禹陵以供人们祭奠拜谒。千百年来,绍兴人民对大禹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因为大禹精神早已融入世人的灵魂之中。而周恩来的血脉在绍兴,绍兴是他的祖居,他自称是绍兴人。他在历史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周恩来精神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大禹精神是周恩来精神之源,周恩来受大禹精神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少年时期周恩来受古越文化的熏陶,大禹形象和精神对周恩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古越文化是绍兴的一种地域文化,内涵十分博大精深。而大禹及其精神是古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古越文化通过《史记》等古籍记载,越地民俗民风传播,以及师爷文化对周恩来加以影响的。周恩来自幼就多次听父辈说过大禹为解万民于倒悬之苦,立志根治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以及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刻石颂秦德的故事。他深受大禹公而忘私、为民、忧民精神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民为民思想的种子。幼年的周恩来是由嗣母陈氏带在身边抚养。周恩来四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五岁起,送他进私塾读书。空暇时,就教他背唐诗,给他讲故事。40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 
　　第二阶段,青年时代受大禹精神影响,提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1910年春天,周恩来随同三堂伯周贻谦到东北。在列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他在学校中学习认真,有礼貌,守纪律,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国文的成绩尤其突出。课余常爱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他在南开学习四年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处境正在继续恶化。他在作文中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忱,似已达于沸点。” 〔2〕后来他到日本、欧洲留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选择了共产主义,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以大禹精神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1939年春天周恩来以回绍兴故乡省亲的名义到抗日烽火前线视察,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他在同亲友和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向故乡人民讲解国内外形势,勉励他们发扬大禹治水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气概,学习鲁迅和秋瑾的革命精神,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在绍兴期间,周恩来出于对大禹的敬佩,特地转道赴禹陵,瞻仰大禹像,对大禹为征服洪水,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倍加赞扬。他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尽。并和族人、亲友在通往禹王庙大殿的百步禁阶上合影留念,以示对大禹的纪念之情和崇敬之意。周恩来对大家说:“大禹在人类向大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在科学萌芽的时代,能同大自然作战是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他们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人民的反抗。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3〕周恩来离开绍兴后,于4月2日又以怀念故乡之情,特在《东南日报》上发表感想,其中强调:“绍地民族精神之史略,如大禹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4〕 
　　第四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坚持和发扬大禹精神,领导全国的治水和治国,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周恩来在和平建设中宣传和实践大禹精神 
　　水利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由中国的自然地理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民族一直把治水作为定国安邦的重大课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在他任职的26年中,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身体力行,以极大的力量领导着水利工作,指挥着治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第一,周恩来把治水摆在治国兴邦的重要地位。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水又是粮食的命脉。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农业大国,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必须首先发展农业生产。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影响粮食产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首要课题。周恩来通观中国历史,非常深刻地指出了治水与治国兴邦的关系。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深情地说:“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5〕他指出:“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谈到基本工作,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6〕 
　　第二,周恩来非常重视总结历史上的治水理论与治水经验。周恩来弘扬大禹精神,首先表现为重视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治水经验和治水理论上。他充分肯定了治水方面的丰富历史遗产,并指出了整理研究、古为今用、予以提高的任务。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中国历史上有导江入海、挖湖蓄水、开渠灌溉的事,也有利用水力进行生产的事,比如水排、水雄等,只是那些治水理论,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形成的。就今天情况来看,是远不够的,是要予以提高的。在总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教训时,周恩来说:“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7〕 
　　第三,周恩来提出标本兼治、统筹规划的思想。治水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技术、政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大江大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除害兴利的效益十分显著,但同时存在着技术复杂、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而且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十分巨大。因此,周恩来提出了标本兼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思想。周恩来反对治标而不治本的狭隘做法。同时,他也反对不顾客观实际,片面强调治本,轻举妄动,急躁冒进的行为。针对黄河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又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对淮河的治理,周恩来指出,1951年先不妨在治本的方向上来治淮,主要的还是治标。在治淮的问题上,我们要加紧进行,但只能分期完成。治淮的过程只能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 
　　第四,周恩来提出坚持调查研究、探索治水规律性的思想。周恩来深知,治水是一项复杂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绝不能凭主观意志和想象,进行盲目决策和瞎指挥。在他治水的思想和决策中,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精神。1964年12月18日,他在治理黄河会议上说:“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8〕“希望所有行政领导同志、专家要和群众相结合,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允许大家继续收集资料,到下面去观察、蹲点、研究。”〔9〕为了三门峡的建设和后来的改建,周恩来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三上三门峡,在三门峡工地度过了八个日夜。他每次到三门峡都不顾疲劳,深入现场,调查了解实情,并主持现场办公会议,解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虽然三次上三门峡,多次视察黄河堤防,但仍觉得对黄河全貌认识不够,实际情况吃得不透。为解决黄河泥沙淤积问题,他多次想花些时间,亲自从黄河入海口沿河而上直到源头,做一次实地勘察,调查泥沙淤积情况,寻求根治方案,但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成行,为此他感到十分遗憾。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北方持续干旱,周恩来心忧旱情,多次抽时间亲临抗旱打井第一线,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 
　　大禹和周恩来都是与绍兴有密切联系的两个伟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做出过伟大业绩和贡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大禹精神和周恩来精神。 
　　大禹和周恩来这两座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丰碑,历经历史风雨而巍然屹立,令炎黄子孙自豪;他们那博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精神,哺育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成为民族的脊梁,令世界瞩目!昨天,他们的精神留给我们进步和灿烂;今天,它鼓舞、激励我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J〕.文萃,1946,(31). 
　　〔2〕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0. 
　　〔3〕〔4〕沈自强.周恩来抗日前哨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78,228. 
　　〔5〕〔6〕〔7〕〔8〕〔9〕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24,406,4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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