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下旬，党的二十大刚结束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到安阳进行视察，先后去了林州红旗渠和安阳殷墟。为什么要选择红旗渠和殷墟？自然有其特殊的意义。

红旗渠是林州的母亲渠。10年修渠孕育形成的红旗渠精神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红旗渠视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红旗渠精神永在！”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殷墟。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面对古老的殷商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毋庸置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殷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逐步走向成熟的源头。从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可以发现殷商文明的影子，也就是说红旗渠精神有着殷商文明的基因并非偶然。殷商文明与红旗渠精神虽相隔3000年，但都根植于安阳这片土地，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哲学内涵上呈现出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的延续性上，更在于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与转化。

殷商文明与红旗渠精神的内在联系

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笔者从历史和哲学的视野探求二者的内在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文明发展中的生存智慧：对自然挑战回应的主动性

殷商时期，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严酷恶劣，洪涝、干旱频发。公元前14世纪，为了生存，商王盘庚力排众议，将都城从山东奄（今曲阜）迁到殷（今安阳），以盘庚迁殷的决断完成了从“荡析离居”到“更不徙都”的文明跨越（殷商之前的商王朝先后八次迁都）。此后，殷人修建水利设施（如甲骨文中记载的治水活动）、发展农业技术（如青铜农具的使用），展现了早期人类对抗自然、谋求生存的坚韧。商王武丁时期，人类对自然灾害的治理更加成熟，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朴素信念。从盘庚迁殷到武丁中兴，逐步开启了商文明的巅峰之路，并最终创造了伟大的殷商文明。如甲骨文中“河”“泉”“水”等字频繁出现，印证了先民对水资源的深刻认知。殷人通过建立城邑、完善水利、发展农耕，在安阳构建起稳定的文明秩序，先后经历了8代12王，持续了254年。3000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水贵如油”的缺水绝境中，同样为了生存，以“宁可苦干，不可苦熬”“重新安排河山”的决心，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在太行绝壁上开凿修建了“人工天河”红旗渠。这一壮举同样是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不仅展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顽强意志，而且将“逐水而居”的被动转化为“引水造渠”的主动，也因此激发了林州人民发展的四部曲（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和美太行）。殷商文明的发展和红旗渠的建设过程表现了人类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转变，展现了中华文明处理天人关系的智慧升级，核心都是对生存根本问题的求解。

哲学维度的精神共鸣：集体意志的超越性

殷商时期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殷商社会组织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在青铜器铸造、大型宫殿（如殷墟宫殿基址）和祭祀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甲骨文记载的“众人协田”表明，当时已通过集体协作完成农业生产和工程建设，凸显了早期国家的动员能力。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以神秘威严的视觉符号彰显出族群对超越性力量的敬畏与沟通企图。这种“敬天法祖”的集体意识，通过礼器铸造、甲骨占卜等仪式得以强化，形成早期文明的精神凝聚力。修建红旗渠时动员了30万林县民众，耗时10年，依靠“千人同心、万人同力”的协作模式得以建成，群众自发参与、不计私利的奉献精神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生动实践。而红旗渠建设中的“人定胜天”，看似是对传统天命观的颠覆，实则继承了集体意志的超越性追求。当林县百姓在悬崖间以血肉之躯开凿天河时，展现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抗争，更是将个体生命融入集体事业的精神升华，与商周时期“制器尚象”中蕴含的集体神圣性一脉相承。

技术文明中的实践理性：工具与精神互构的呼应性

殷商时期是青铜文明的巅峰，青铜礼器、战车的制造技术代表了当时的世界顶尖科技水平，殷墟出土的复合范青铜铸造技术代表着当时世界高超的工艺水平。这种技术突破不仅需要精密分工，更依赖于“工官”制度下的知识传承体系。商人将技术创新与礼制建构相结合，使青铜器既是实用工具又是权力符号，从殷墟发掘的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看，大都精妙绝伦，令今人叹为观止。甲骨文的发明更是以系统性文字记录了历史，为后世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修建红旗渠时，林县人民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展示。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发明创造的“土炸药”“空中运石”“连环炮爆破法”“盆面测量法”等因地制宜的土法技术，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实践智慧。工程测量依靠“水鸭子”等土法技术，展现了创新与传统的结合，体现了实践理性的创造性转化。无论青铜器铸造还是红旗渠修建，都证明了技术突破从来不只是物质生产，更是精神力量的对象化呈现。殷人的青铜冶铸与红旗渠的绝壁开凿，本质上都是将精神意志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空间记忆与地域精神的重层书写：跨越时空的联系性

安阳作为殷商故都，其地理空间承载着多重文化记忆。殷人在洹河畔建立大邑商，通过城垣、宗庙、作坊的空间布局确立文明中心，以祖先崇拜和天命观凝聚社会，通过祭祀活动强化集体认同。这种精神信仰成为维系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3000年后，红旗渠以1500km的人工水系重构了林州的地理脉络。‌红旗渠的修建以“为子孙后代造福”为信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红旗渠本身成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激励后人永续奋斗。这种空间改造的壮举，在深层结构上复现了先民“相土择居”的文明奠基意识。太行山崖壁上的渠线与殷墟甲骨上的卜辞刻痕，形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前者是具象化的生存意志铭刻，后者是符号化的文明记忆保存，共同构成安阳地域精神的立体图谱。古文献记载的“傅说拜相”故事就在山西平陆，距林州很近，故林州西部太行山有“王相岩”之美誉，这更体现了殷商文明与红旗渠精神的联系。

从“天命靡常”到“事在人为”的哲学嬗变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殷商文明中，尽管存在人祭等残酷习俗，但甲骨文中对人的重视（如记录疾病、生育等）已初现端倪。商周之际天命观（《尚书·康诰》）的变革，埋下了中华文明精神转向的伏笔。殷人“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的巫觋文化，在周人“以德配天”（《尚书·周书·康诰》）的思想中转向人文主义。红旗渠精神则进一步将这种人文理性推向新高度，彻底凸显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理念，将普通劳动者的价值推向极致。当杨贵书记带领群众勘测线路时，他们不再求问龟甲蓍草，而是用脚步丈量太行。这种从“天命垂象”到“实事求是”的转变，恰恰印证了中华文明内在的辩证发展——既保持“天行健”的进取精神，又实现“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性觉醒。

殷商文明与红旗渠精神内在联系的启示

殷商文明与红旗渠精神穿越3000年的精神对话与呼应，启迪我们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始终坚持在心怀敬畏中学习传承，在满怀自豪中发扬光大，在深刻顿悟中砥砺奋进，在坚定自信中再创辉煌。

一是以创新应对复杂挑战，无论是殷商的青铜技术还是红旗渠的土法施工，都证明创新需立足现实条件。今天，我们面对关键技术领域被“卡脖子”问题，要鼓励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卡脖子”技术是科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只有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尽快实现“卡脖子”技术的自主可控，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发展的主动权，才能更有力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

二是强化集体协作与组织效能。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其强大的精神引领作用只有在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中才得以彰显。20世纪60年代，在生产和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林县群众能够完成红旗渠这一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靠的就是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品质，以及领导干部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的优良作风。所有这些对今人和后人都有强大的震撼、教育、启迪和鼓舞的作用。红旗渠的修建重大课题、大型工程（如航天工程、乡村振兴）等需借鉴历史经验，平衡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全民抗疫、脱贫攻坚中的全国“一盘棋”机制，深深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组织能力。

三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从殷商时期人类由于改造自然能力相对低下而采取的因势利导（如甲骨文记载的频繁自然灾害），到红旗渠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如渠系与农田配套），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得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根本看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启示我们，今日的“双碳”目标须兼顾发展与环保，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覆辙。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较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必须发展低投入、低排放、低消耗、高产出的绿色生产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就是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四是文化自信与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殷商文明通过考古发掘增强民族认同，红旗渠精神通过教育传承激励青年。殷商文明与红旗渠精神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抓手，是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借鉴。建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融入教育体系，如在中小学课程中增设“大思政课”，以历史案例培养奋斗精神，用红旗渠精神去教育青少年、引导青少年，帮助青少年塑造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结束语：文明基因的螺旋式传承与居安思危的生生不息

殷商文明与红旗渠精神的内在联系，实质是中国精神的延续与升华：从“天命”到“人本”‌，殷商将希望寄托于神灵，而红旗渠的修建则完全依靠人的力量；从“王权驱动”到“人民主体”‌，殷商的工程服务于贵族统治，而红旗渠的修建则完全以民生为导向；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殷商对自然的改造仍受限于技术水平，而红旗渠的修建实现了人对环境的彻底重塑。这种跨越3000年的精神对话，揭示了中华文化中“务实”“坚韧”“协作”“创新”特质的持久生命力，也为当代提供了“以历史为鉴、以精神为旗”的深刻启示。殷商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如《尚书·盘庚》中展现的迁都焦虑）与红旗渠精神中的危机意识（十年九旱的生存压力），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精神底色。两者在安阳的时空叠合，揭示了一个深层规律：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是简单的线性传承，而是在每个历史关口都能以新的形式激活古老基因。从甲骨文到红旗渠，从青铜鼎到开山锤，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魄力。这种文明基因的螺旋式上升，正是中华文化历经劫波而永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殷商文明到红旗渠精神，中华民族始终在挑战中锤炼坚韧与智慧。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和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双重变局，更需以历史为镜，将传统精神转化为创新动力，在协作中寻求突破，在发展中守护文明根脉。唯有如此，方能在新时代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红旗渠故事，方能使殷商文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继续揭示中华文明密码、延续中华民族精神根脉。

文章来源：安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