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的日子。长期以来，周恩来总理以他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一直被全国各族人民深深铭记。58年前，周总理来到广东新会视察，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朴实无华、心系民众的高尚情怀。值此时刻，本报特刊发周晓瑾关于周恩来总理在新会的纪念文章，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怀念。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的日子。可能许多人不曾知道，1958年7月初，他到广东新会县调查七日。几十年后，著名作家梁衡去新会采访。他对我说：“新会现在是江门市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他写《周恩来让座》一文，其实是写周总理为一位农民水稻专家让座的故事。沿着周恩来当年的足迹，我寻找着一张张黑白照片上那些人和那些事……

周恩来纪念馆，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三层楼，朴素无华。欲上楼梯，忽闻讲话声，浓浓的淮安音，“是周总理？”原馆长邓键冰笑着点头，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果真是！荧屏上充满周总理的画面。1958年7月7日周总理临别新会时，在简陋的大礼堂给干部群众作报告：“城乡结合、工农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你们做出了成绩。但是我希望你们再前进……”通宵达旦地工作的周总理，站着讲了整整3个小时，江门电视台副台长戴卫平把这段话原声保质50多年，我听着听着，眼泪簌簌而下……

二楼主展馆，有一张黑白照片：周总理正戴着草帽，穿着短袖衣，微笑地走来。邓键冰说，1958年7月4日下午，新会官冲远远开来一艘电船。官冲没有码头，电船靠岸时，长烽农业社主任驾一只小船上前迎接。船上是谁？乘船的正是周总理和秘书罗青长、成元功等。之前，他们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从广州抵达新会。

2015年夏，我找到82岁的叶发琼，他曾任新会县委办公室秘书。他一口客家话：“7月2日午后，周总理乘车往大泽区，视察五和乡第二农业合作社。新会县委安排两辆吉普车。正在新会检查工作的省、地领导想陪同周总理下乡。当时，周总理不同意，要轻车简从，只能开一辆车。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说：‘一辆吉普车坐不下几个人。’周总理说：‘坐不下，人可以再少一点嘛。’怎么坐呢？一辆旧式军用吉普，仅坐5至6人，开车时，周总理叫工作人员搬来一张小板凳，放在车厢中间，自己笑呵呵地坐了上去。”

树木、稻田、农舍一一掠过车窗。在官冲视察途中，周总理远望山上有一面红旗，误以为县委组织群众欢迎，不高兴地说：“怎么搞的，我说过不要惊动他们了，你们又通知他们了吗？”“是当地少先队员队日活动用旗。”干部如实回答。原来，为了解到真实情况，周总理在广州对广东省委提出要求：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我查了资料，当时，随同周总理到新会视察，仅有广东省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子元、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佛山地委第二书记杜瑞芝等人。

国家总理第一次来新会！县委安排周恩来一行住新建的招待所。不过，周总理婉言拒绝了。他对党向民说：“我是共产党员，县委会有地方，还是住在县委会吧！这里很好嘛！与同志们住在一起，工作方便。”县委内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临时架起硬板床，一张木桌、一张椅子、两张旧沙发。白天，周总理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晚上，就在这间办公室兼卧室内，处理国家大事、新会调查情况，常伏案至深夜。7个昼夜，他睡的是木板床，坐的是普通木椅。叶发琼老人说：总理住在二楼西面约15平方米的一间房，没有电风扇。夏至已过，小暑逼近，7月的广东高温难熬，周总理热得生了一身痱子。

这天中午，周总理进县委食堂吃普通饭菜。刚放下筷子，省委专门派来一位厨师，没等他显身手，就被总理劝了回去。见状，县委食堂的炊事员曾义心惶惶地说：“总理啊，我只会做大锅饭，不会煮小灶呀!”周总理笑着说：“我就喜欢吃大锅饭。”每次开饭，两三个菜、一个汤。他一再叮嘱新会县委：“我们吃的已经比群众好多了，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要朴素，不要公家请客。”

7月3日中午，视察途中，周总理在周郡社吃一顿午饭。看总理一路辛苦，周郡社的干部群众准备了一些地方小菜。开饭时，看到饭桌上摆放着鹅、鱼、猪肝，周总理笑着问：“我看见你们这里种了豆子、番薯，怎么不拿来给我们做菜？”社干部回答说：“这都是本地特产，我们不敢搞多少菜。”周总理又问：“像这样的菜，你们的社员一年能吃多少顿？”公社干部说：“社员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吃的。”周总理说：“请我们吃得这样好，你们不怕社员贴大字报？你们不怕，我是怕的！”吃完饭，周总理对省里的干部说：“这餐饭的费用，不能让社里和县里负担。”7月4日，周总理乘坐电船前往官冲视察。由于电船动力小，航行时间长，周总理和大家共进午餐，只有馒头、油炸花生米和咸菜等，饭菜节俭。视察结束时，当地渔民送给他一条大鲤鱼，周总理再三致谢，却不肯收下。渔民悄悄地把鲤鱼放在总理乘坐的电船上。他发现后，如数付了钱。

7月2日上午8时10分，周总理和党向民、甘伟光等坐着一辆吉普车，颠簸在山路上。那天烈日高温，上高山，下沟壑，连续三个多小时，周总理深入圭峰山劳动大学果园、猪场、宿舍与干部员工倾谈，慰问患病的学员。在一间简陋的茅棚，躺着患病的学员叶鹏飞。周恩来走近床边，弯着腰，用手摸着叶的额头问：“得了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叶鹏飞看着总理亲切的面容，倍觉温暖。陪总理视察的罗青长和成元功说，“当时南方天气湿热，周总理全身长了痱子，痒得要命，但仍冒着酷热，爬山涉水，他自己身体那么难受，还去安慰病人，令人肃然起敬。”

如今，村路已是水泥路，宽敞而快捷。我坐车在山里寻找螺山村。58年前的碎石沙路，没有空调的吉普车，60岁的周总理又全身痱子，何等辛劳啊！中午1时多看完劳动大学，周总理在县委饭堂匆匆吃午饭，又赶往大泽五和村视察。当时，总理的两位秘书、县委书记、三位记者，七个人坐满一辆吉普车。车上，周总理问县委书记党向民：会不会讲广东话？党向民答：“会听不会讲。”总理笑着说：“在广东工作不懂广东话怎么行？要讲，不讲怎么做好工作？我还会讲几句呢。”五和二社原是荒山秃岭的网山，1958年被开发成20多级梯田，总理登上网山，梯田上种满了菠萝、花生、番薯，还间种着新会特产大红柑，柑树上挂满了繁茂的果实。他高兴地说：“新会山地多，前途大有可为，我们要把山区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下山时，已是傍晚6点。总理未吃晚饭，随行干部问总理：“还去不去农民育种专家周汉华家？”总理坚决地说：“去呀，天多黑也要去！”周汉华是何许人？我查阅资料，1958年周汉华23岁，他用水稻与高粱进行远缘杂交，培育出5个水稻优良新品种，震动国内农科界，受到团中央的表彰，曾被总理请到西花厅做过客。

几经周折，我和江门电视台总监龚广平寻到周汉华的儿子周锦辉。他在电话中声音低沉地说：“父亲1968年就病逝了，只剩下孤儿寡母。”看着周总理和周汉华握手的照片，我一阵心酸……绕进山区，峰峦叠翠，寻到周汉华生前的螺山村故居。周锦辉搬出板凳，翻出父亲周汉华当年一段遗文：

“7月2日那天下午4点，我在实验田犁田，临时接到通知：‘周总理来了’，我顾不了满身污泥，就往社委会跑。总理亲切地握住我的泥手，问我的名字。我看总理穿的是普普通通的白布衬衫、布鞋，说话和和气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心里热乎乎的。总理听完汇报天已不早，我以为总理要离开了，没想到总理提议到我家去，要看看我们的高粱和水稻杂交试验，我高兴得差点欢呼起来。一路上总理问我家庭情况，文化程度……看了我们小组试验田，我说1956年开始搞实验，没有成功。去年终于成功了，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总理笑了：‘既然高粱做父本和水稻杂交，为什么不可以高粱作母本和水稻杂交试一试。如果做到一穗一千粒，一颗一斤，如果你到北京来，有一颗就够我请你吃一顿饭了。’”

接着，总理又察看了海岛棉和剑麻，也是周汉华培育实验的。年已六旬的总理与20岁的农民专家边问边答，时而站着，时而蹲下，时而弯腰，拿着试验田水稻，周总理还细心地盘数株数、实验品种、特性、培育期。周锦辉说：“天越来越暗了，周总理还是坚持看完柑、桔、橙等试验果园后，才动身回村，周总理在我家爬着木梯上阁楼，察看父亲搞的杂交水稻标本。”这晚，农家晒谷场上，一轮月亮升起。周锦辉说：“父亲搬出一个靠背的竹椅，请总理坐。总理却坐在一张四脚板凳上，让位给我父亲周汉华坐。父亲只好坐在一把有靠背的竹椅上，一左一右，两人促膝谈心。左邻右舍的村民打着赤脚，也围坐在周围。”这一刻被摄影记者定格，也被梁衡老师写成名作《周恩来让座》。

当时，周汉华说经费困难，没有水稻试验的必要工具和仪器。周总理马上请秘书把带来的一盏空气电池灯拿来，对周汉华说：“我把这盏空气电池灯送给你。这盏灯可以用8个月。”接着，手把手地教周汉华怎么使用。看周汉华科研需看时间，周总理脱下自己的手表，送给这位农科专家。月明风清，乡亲们围在总理身边聊天，无拘无束，一直聊到晚上9时多。直到有人催促，周总理才乘车返回县城。农民们哪里知道，此刻，周总理还没吃晚饭呢！

梁衡在《周恩来让座》一文中这样写道：“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华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总理见到了这位农民。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穿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没想到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有靠背）推给周汉华，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什么架子。”

周恩来为人民服务是本分，他劳而无怨，官而不显。不仅让座，还为工人打扇。这是一张18寸的黑白照片，青年工人赵文达专心画扇，他的身旁站着周总理。原馆长邓键冰说：“当时，铁画笔插在烧热的炭火里，温度高，赵文达满头大汗，总理见状，顺手拿起一把葵扇，为赵文达扇凉风。”

图中的赵文达现在哪里？穿过旧城区的小巷，我们爬上7层楼梯：东来里35座704房。敲开门，赵文达这位79岁的老人，瘦弱地坐在木椅上，二房一厅，家具陈旧，每月靠1700元退休金生活。我上前握他的手，赵用手指示意自己耳聋了。我取出1958年总理为他扇凉的照片，他的眼睛立即生动起来，“是周总理！周总理……”我在纸上写：“您记得1958年周总理看你画扇吗？”赵文达一字一句地说：“总理来看画，我心里紧张只顾低头烙画。烧铁笔要炭火，在旁边温度很高，仅穿背心仍满身是汗。突然，我感觉背后有一阵阵凉风吹来，回头一看，是总理在帮我扇扇子！我停笔说，‘这怎么行？您帮我扇扇？’‘怎么不行？你辛苦了。’”赵文达说：“我是一个普通工人，从来没见过什么大官，更没有领导帮扇扇子，那是周总理啊！”我接着写“周总理逝世近40年了”，赵文达眼里泛起泪光：“他对工人好关心，问我家几口人？生活好不好？我好舍不得他，他逝世那年，开追悼会，我上台不会说话，就是哭着说，好舍不得他……”老人反反复复念叨着这一句。

有一张黑白照片：总理坐在周郡小学教室座位上。这时，上课铃声刚巧响起，见到四年级课室内学生座位中有一个空位，总理便上前侧着身坐好。讲课的林老师认出是周总理，紧张地想上前问好，总理和蔼可亲地挥手示意林老师开始讲课。就这样，总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与小朋友一起听了一堂课。邓键冰还指着一张照片问：“你猜猜这里面谁是生产队长？”这张当年的黑白照片果然有趣：在一个生产队祠堂里，长木桌围了一圈的公社、生产队干部，后面又围一圈，第三圈社员围满在窗户外。大家目光都看着周总理，他左手扶着眼镜，右手专心记录着，那认真劲，真像一位生产队长！我们不约而同笑起来。中午，我来到照片的实景中：同和村五合二社，这个旧址被保留下来。一进祠堂，正对面是58年前周总理坐过的木桌，围着农家的方木凳，桌上放着两盏煤油灯。左边墙上，挂着那张熟悉的照片《谁是生产队长？》，熊委员指着堂屋两扇窗说，原来只是小范围汇报，谁知周总理来了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下了工的社员们都想见见，把祠堂围起来，干部起身关窗，总理说：“别把我和群众隔开，让大家进来坐。”结果，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聊了两个多小时，摄影师蔡中植拍下了此情此景。

已是中午12时多了，总理参观新会粮食工作展览会。在粮食管理展台前，有一幅粮食局干部画的漫画，画着一名统计人员爬着梯子填报表，旁边配有一首粤语顺口溜：

“官僚主义大到死，

此表长度四尺几，

摆在桌面拖到底，

写得头来漏了尾，

计起数来怒火起，

你话浪费不浪费？”

周总理念完后，开怀地哈哈大笑说：“诗很好，这是将陈国栋（时任国家粮食部部长）一军。要改善报表，来一个革命。”

1958年7月7日上午，已通宵工作的周总理，迈步登上新会人民礼堂的讲台，向2000多名干部群众一口气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他首先声明不是来检查工作，是来学习的。“……我这次特地选了你们这个中国南方最热的地方，来看一看，学一学……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大家都是普通的劳动者，所以希望新会县要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能跟大家生活在一道，彼此能以平等态度相待，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接触。新会县在全国来说，是模范县之一。”总理谦虚地说：“将来我们要是来了，要能同你们中间的人一样，没有多少区别，当然也还有那么一点区别，就是我们没有像你们这样会劳动、会工作、会接触群众，懂得实际。就是这个区别，我们也要努力去掉。你们要把我们来的人，看成是你们中间的人一样，不要任何特别的照顾。我不但来这一次，我希望以后再来的时候，你们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总理的报告分五个部分，他运用了大量在新会调查研究的事实，说明他的观点，使大家听得亲切、明白。

这时，新会的群众知道周总理来了，奔走相告，纷纷涌到人民礼堂，欲一睹总理风采。工作人员怕影响总理作报告，赶快把礼堂的门关上。周总理看到了，笑着对县委书记党向民说：“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啊？”于是，礼堂的20多扇大门重新打开，侧门也解锁，门外的群众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整个礼堂爆满了，两边的过道、后面的座位，满满的都是人，场外还有不少群众循声而至。

如今，58年过去，纪念广场和森林公园融为一体。广场上，有好些游客在照相，我好奇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周总理手持葵扇的雕像，神情和蔼慈祥，一时间当年的场景仿佛再现在眼前：他一边摇着葵扇，一边笑着说：“别把我同群众隔开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