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周恩来同志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叶。那是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在灾难的深渊中苦斗的时期。一八九八年，即周恩来同志出生的那一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和九龙新界。他三岁那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

周恩来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他在中学的一篇作文中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为了救国救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等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探索过、奋斗过，都有自己的贡献和历史的地位，但是中华民族付出巨大代价，依然苦难深重。周恩来同志一九一七年东渡日本，开始探求新的道路。他提出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国，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一九二0年一月，他被反动政府拘捕，在狱中继续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出狱后，他到欧洲勤工俭学，经过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九二一年，他在巴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周恩来同志回国后，立即投身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在广东，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对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由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加以继承和发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恩来同志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他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机智勇敢地保卫了党的中央机关，保护了党的大批领导骨干。他为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为联系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同志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和朱德同志共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一九三四年秋，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危急关头。为扭转这种危急的局面，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支持召开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性转折。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一直工作在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在西安事变中，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运筹帷幄，多方斡旋，促使其和平解决，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抗战期间，他参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敌后和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的筹划。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他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他率领我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人民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陕北，他同毛泽东、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机关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敌人周旋，指挥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西柏坡，他协助毛泽东同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部署与指挥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全力以赴地投身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担任共和国政府总理长达二十六年。他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日理万机，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各行各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建设，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

周恩来同志总理国务，组织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他工作的首要课题。他认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开国之初，他和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繁重的经济恢复工作，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崩溃的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边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指挥抗美援朝，一边下大力抓水患严重的淮河治理和全国铁路的修复。他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一起负责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几次出访莫斯科，先后达成了苏联援建我国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协议。这些重点工程和环绕它的几百项工程建设，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大跃进”之后，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经济形势实现好转。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和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坚持排除干扰，始终没有放松经济工作。在他重病期间，仍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进行的全面整顿。周恩来同志不仅参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精心组织，部署实施。他特别关注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建设和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在解放之初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而到六十年代后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很快相继研制成功，周恩来同志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周恩来同志是重视科学技术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提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同志领导制定并组织落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规划提前五年于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周恩来同志还领导制定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尽管规划的实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仍取得不少成就。周恩来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人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为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广州会议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继续进步。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论述，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

周恩来同志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主张相辅而行，相互促进。他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方针和政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的提高，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等，多次提出重要的意见。他同许多文化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卫生健康水平，他不仅参与领导制定发展卫生、体育事业的政策措施，而且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开展人民卫生工作。

周恩来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为统一战线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他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同他们平等对话，广交朋友，以诚相待。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他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我们党的外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勇气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领导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结束一百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屈辱史，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贡献。周恩来同志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者，他还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为促进世界和平，为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为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推动广泛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的普遍尊敬。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杰出的外交思想、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外交风格，使每一个中国人引为自豪。

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都同周恩来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周恩来同志促成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副总理,促成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和代行总理职权。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同志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可以说，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他一生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从没有退缩过，面对自然灾害或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困难从没有泄气过，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韧不拔。他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大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反对好高骛远，善于在务虚与务实、目标与步骤的统一中扎实工作。在经济建设中，他反复强调要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主张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确定发展速度，既积极又稳妥，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他总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是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又是关心同志、关心群众的模范。作为人民共和国总理，他自觉地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他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履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他每天都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成了他毕生勤勉的显著标志。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心里时时记挂着人民群众，只要是关系群众生老病死的事情，他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飞临抗洪前线，奔赴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有群众的困难，就及时出现在哪里。直到临终前，他还嘱咐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问题。越是功高如山，他越是谦虚谨慎，心胸似海，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博采众长。他严于律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真正做到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党内的矛盾，无论是在外交活动还是在国内工作中，周恩来同志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他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灵活地处理很多问题，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周恩来同志思虑机智而周全，处事敏捷而缜密，是驾驭复杂局势的能手，处理危急事件的巨匠。他善于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寓刚于柔，寄理于情，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并努力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同志喜欢引述毛泽东同志《咏梅》词中的两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寄托着他对无数为革命牺牲而没有亲眼看到事业成功的先烈们的深情，也寄托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欣喜和取得更大胜利的期望。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的是：他离开我们二十二年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刚刚过去的一九九七年，中国政府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洗香港被侵占的百年耻辱；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部署。我们的事业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周恩来同志一生的杰出功业和伟大精神，将会继续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