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到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发动过三次武装起义。

在川东武装起义的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机关报《挺进报》被确定为对敌攻心的武器，大量向国民党的党政首脑机关和军警特务等单位寄发，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徐远举采取“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运用线人搜集情报，将《挺进报》破获。

川东地下党老同志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一文中分析了川东武装起义和《挺进报》事件的原因，关于武装起义他写道：“……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既可动摇国民党的后方，又配合大巴山北面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城市地下斗争要为农村武装斗争服务，输送干部、提供情报、运送子弹。实际上这种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大巴山北面并没有解放军大部队，解放军在这时还不可能进军四川。而且要开辟第二战场，我们主观力量也还不够，需要积蓄力量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在四川工作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王璞是湖南人，抗战时期到四川，是个好同志，斗争是坚定英勇的，但是比较主观急躁。他按上级指示搞武装斗争是对的，但是要创造条件，不是想搞就搞得成功。当时条件尚不成熟，他急于搞武装斗争，在当时川东临委和他的主张和推动下，在川东搞了三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

关于扩大发行《挺进报》邓写道：“1947至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在重庆这个地区则仍是敌强我弱，仍更应注意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在大好的形势下，采取了轻敌冒险的做法。当时地下党办了《挺进报》，本来是供党员和进步群众阅读的，后来搞攻心战术，把《挺进报》秘密发到敌人内部，其目的是动摇和瓦解敌人，即使如此也应当针对可能动摇的人。有一次他们把《挺进报》送到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朱绍良大发雷霆，立即召开军警宪特首脑会议，要求限期破案。可我们党组织却很麻痹，对《挺进报》的发行和阅读范围也没有限制，阅后也没有及时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就抓了工

人任达哉和陈柏林（新党员），任供出了领导人许建业的地址——小什字中正路九十七号，是一家私立银行的宿舍。四月四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并留下人守候。市委书记刘国定去找许建业，又被逮捕……这段时间重庆被捕了四五十人，造成了四川少有的党组织大破坏。”

图为渣滓洞的刑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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