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性就是时代性，时代性是对先进性的本质规定。一种精神是否是先进，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太行精神产生发展于血与火的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到新的升华，在改革开放年代得到新的发扬，是党的先进性的生动写照。它总是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提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完善，始终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长期以来，太行人民继承和发扬太行精神，创造了太行精神新的组成部分，李顺达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申纪兰精神等，都给予太行精神以新的内涵，使太行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升华，确保太行精神长盛不衰。应当说，太行精神之所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始终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它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品格。
极其彻底的、超越地域的强烈民族性是太行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首先，太行精神鲜明体现出来民族精神的核心品质。太行精神，产生发展于太行山区，无疑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但从实质上看，太行精神绝不是一种区域性的精神文化形态。这一精神，实质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在太行军民身上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贯穿太行精神的一条主线。其次，太行精神在内涵上实现了与民族精神的完美统一。太行精神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长乐战役、百团大战所体现出的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沁源围困战所体现出的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所体现出的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聂荣臻同志抚养日本遗孤所体现出的坚持正义、爱护和平的民族奉献精神等等，都全面完整地体现了民族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内在要求。在内涵上实现了与民族精神的高度一致。第三，太行精神的创造主体，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太行山这个特定的区域。在抗战时期，太行地区，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所在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太行山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转战太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与太行人民一道，共同弘扬培育了太行精神。因此，充分认识太行精神的民族性，是理解太行精神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实践性是太行精神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形式上，太行精神属于抽象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范畴，是特定历史时期太行军民精神信念的总体概括，具有较为抽象的文化品格。但实质上，太行精神又具备高度的实践性特征。应当说，一种精神文化具有实践性，必须是对实践规律的科学总结，而不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必须是对实践经验的提高和升华，而不是跟随在实践身后亦步亦趋，进行机械片面的诠释注解；必须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发展，验证了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太行精神无疑具备了这样的标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就对八路军和太行军民的革命精神进行了科学总结，将这种精神概括为“有觉悟、有创新意识、有本领、有群众观念和有民族精神”等五个特征的革命精神；2004年8月，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来山西考察，根据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再次对太行精神做了科学概括和高度评价。因此。太行精神内在地包含党领导下，太行军民长期积累的革命实践经验，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理想、信念和远大目标，包含着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传承形成的优良作风。因而，太行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它源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又指导实践，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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