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矿石里能提出的天然铀同位素235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此外，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当时科学院有四个最知名的化学研究所都由优秀科学家担任所长，号称“四大家族”：一个是上海有机所庄长恭老先生；一个是长春应化所的吴学周先生；还有北京化学所的柳大纲先生。此外，大连化学物理所也是非常强的，那里有张大煜先生。我对三强说，科学院几个化学所承担你的任务，让哪个所承担什么任务你提出来，我们都选最好的人为你做工作。
当时上海有机所只有研究力量没有生产力量，不能够提供产品。我到科学院以后，让各所建立小工厂，上海市委还送给我们若干小厂，给研究所当实验工厂。而且，还选最好的老师傅。我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那里请来了许多老工人，很不错。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不自己搞不行。要建立研究室，要研制设备。另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科研人员设计图纸，让工厂做才行。我在北京中关村专门召开老工人会，我说你们是金手艺，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东西！老工人听了非常高兴。另外，从部队技术兵种的复员兵中，挑选了数千名有技术的战士当工人，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厂就停顿了。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第一是氟油。科学院以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主，其它所配合，终于研究出来自己的氟油，并把上海一个小厂要了过来。这个厂有个工人当厂长叫杨庆年，很能干。他不但配合研究室把氟油研制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厂生产，保证了供应。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顾子恺也有贡献。当时，石油部还不能生产一些特种油品和石化产品，就靠上海有机所生产。氟油我们自己能够供应，浓缩铀厂的机器就又能运转了。当时边伯明当所党委书记，人不错，很开明。
第二是“真空阀门”。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然后把铀235浓缩起来。“真空阀门”的外援也断了。科学院的上海冶金陶瓷所，当时已经分成两个所：一个是冶金所，吴自良任副所长；一个是把陶瓷研究部分改为硅酸盐所，严东生任所长。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最强的科学家李薰、师昌绪，再有张沛霖副所长。我们科学院主要依靠上海冶金所、沈阳金属所已经先开展研究。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这个关，搞“真空阀门”。结果这个关攻破了！攻克这个项目，除科学院金属所、冶金所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有条件的工厂等。这样，我们的浓缩铀厂才能生产。这时宋任穷调走了，刘杰同志当二机部部长。他一见我的面，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呀！我的工厂能生产了！”这项成果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得了特等奖。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开展了研究，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要高能炸药。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到甘肃建立一个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药，专家主要有于永忠等。有了高能炸药，才能做高能的引爆。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黄耀曾带着一些人支援。还有五机部的一个所，也去人参加。他们合作又把高能炸药研制出来了。
最后，是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观测，主要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光机所等承担的任务，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共同商定各个类型的15项测量技术方案，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仪器，各所派技术骨干到现场参加核爆试验，全部按时完成了任务。还有其他所，在现场做了很多试验，当时其他部门也参加做试验，但大部分现场实验和观测是科学院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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